德国人的“胎记”
塔米和克瑞思都曾经在美国待过。塔米曾经和父母去美国旅行，在高中时还参加了中学生的交流项目，在芝加哥的一所中学学习生活了一段时间。
塔米告诉我，在美国中学的第一天，本地中学生问他们：“你们德国有飞机吗？”；“从你们那儿开车去纳粹德国要多远？”。后一个问题，塔米一辈子都会记着。塔米说，那所中学，还是芝加哥一所很好的中学！
在美国上学的塔米１７岁，当时，正好“辛德勒的名单”公映，好评如潮，她和其他德国同学也去看。塔米说：在美国看辛德勒的名单，是很痛苦的经历。电影结束后，身边的美国人冲着他们喊“滚出去，德国人”，还有人冲他们吐唾沫。塔米说她当时委屈极了，也愤怒极了，但是，身为德国人，她没有办法为自己做任何辩护。而让她委屈的是，当这里的中学生还在问她：从你们这儿开车到纳粹德国有多远这样的问题时，人们又怎么不会鄙夷和唾弃他们。
塔米高中时，也曾去法国交流学习，有一门课他们要做射击训练，每个学生要射击做钟摆状移动的靶子，她运气很好，射中了。随即，身后的几个男生就开始嘲笑“阿，很正常，不是吗？德国女孩，天生有射击特长”。
塔米说，这样的遭遇让她愤怒，但是，她更悲哀的是她不能开口为自己辩护。因为她是德国人，那段历史就象是德国人的胎记，顶在脑门上。
塔米说，有时，她很想告诉那些人，纳粹德国是历史，那是我的爷爷和太爷爷时候的事，我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和你们一样需要学习才能了解。纳粹也让德国人自己深受其害，她爷爷告诉她，纳粹统治期间，他失去了大多数亲人。她很愤怒的是，如果她对一个人做判断，一定要先看这个人做了什么，为什么有些人仅凭她德国人的身份，她的“胎记”，就要下判断呢？
塔米说，今天的德国人厌战反战，“你知道吗，这是第一次，在欧洲这块土地上，我们有超过六十年的和平。”在美国的对伊战争中，因为坚决的反战态度，给德国带来很大的政治麻烦。之前的施罗德政府，支持率极低，都快做不下去了，但是政府坚决的反战态度，使之后的民意支持率一路走高，奇迹般的度过了一次政治危机。而美国国防部长著名的“旧欧洲”评论出台后，德国很多年轻人都穿上了“我是旧欧洲人”字样的T恤衫，塔米说，我们把这句话当作一种夸奖。
塔米说，直到今天，德国每年依然在赔付巨额的战争赔款给犹太人团体和许多国家。但是，德国在战争后期所受到的掠夺，却少有人知。听了她的讲述，我才第一次知道，苏联红军在解放德国时，在德国东部奸淫妇女，象动物一样处置德国人，后来，搬走了一切能搬走的东西，比如桥梁。苏联人说当年纳粹在苏联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罢了。法国人把边境附近的地区也基本上搬空了，包括建筑物里的石头。这部分历史少有人知，而德国人也不能提。感谢美国人和马歇尔计划，塔米说，这一点上，我们得感谢美国人，防止了对德国的彻底掠夺。在一战后，德国战败，英法对德国采取的是彻底掠夺的处罚措施，这激起了德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培植了纳粹主义的土壤，最终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马歇尔计划提出不能对德国采取一次世界大战后同样的惩罚做法，而是支持德国经济复兴和构建民主体制，从根本上铲除纳粹的基础。
这是我第一次了解一个具体的个人，在历史的债务下所经历的不得不面对的承担，和后代对祖辈罪行的背负中，所产生的无辜感和迷惑。我也有很多的没有理清的迷惑：原来，历史真是如此暧昧不清：有选择性的记忆，有选择性的遗忘；正义和非正义真是一笔说不清的帐。
如果我生在那个年代，我会怎么做？
我眼中的德国人和德国媒体，对纳粹的反省真是深刻，对纳粹思潮的任何萌芽真是高度敏感。我对此的第一次认识，还是来自十年前，我认识的第一个德国朋友玛雅。一次我们和一些朋友在成都的公共汽车上，车很挤，我们都站着。有个小伙子给玛雅让座，再三要她坐下，随即问玛雅是哪里人。当听到是德国人时，他很高兴的说他喜欢德国人，因为他最崇拜希特勒。玛雅顿时象被马蜂蛰了一样从座位上弹起来，一边愤怒的胀红了脸往前挤，一边说我不要坐你的座位，因为你崇拜希特勒，然后，很生气的回头骂了一句“毛病”，就再也不肯搭理那个小伙子了。“毛病”大概是当时玛雅知道的最厉害的骂人的中文。满车的人都诧异不已，饶有兴致的看着，那个小伙子尴尬极了：）。
今年一月底，在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时，德国的大小媒体在连篇累牍的报道各种纪念活动，当年集中营惨无人道的画面在一遍又一遍的在不同的电视台播放，对集中营幸存者的访谈，对历史的重新回顾和反思，还有或新或老的反映当时的影片，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电视频道，前后持续了差不多半个月。德国总统前不久访问以色列时，演讲就以我今天满怀羞愧在这里发表演说云云，拉开了他的演讲。看到德国人的反省，再看看中国和日本愈演愈烈的恩怨，我挺感慨的。
前些天，导师的助手巴克曼博士告诉我他正在读一本传记，是纳粹的一个高级领导人Albert Speer的自传，他很想给我推荐这本书，后来又意识到我没有用德文阅读的水平，很遗憾的惋惜了半天。我问他为什么对此人如此感兴趣。巴克曼博士说，因为他在纳粹中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物，很有管理天赋，他在纳粹中始终担当着组织者和运营者的角色。Albert Speer是一个优秀的建筑师，一次纳粹党徒有一个重要集会，在一个很空旷的场所，他组织了所有的探照灯，把集会场所围起来，探照灯打开射向夜空，构成了一个光柱的穹顶殿堂，极为壮观，在当时很轰动。在巴克曼眼里，纳粹人物象希特勒或者戈培尔，他根本无法理解，他们是完全疯狂而可怕的人。而Albert Speer是唯一一个在纳粹高层领导人中他觉得可以去沟通，可以帮助他理解和反思纳粹现象，可以帮助他回答自己的问题“如果我生在那个年代，我会怎样做”。
我听了很震动，我虽然看过很多记得住记不住的纪录文革的作品，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如果我生在那个年代，我会怎么做？”
丹麦国王的黄五星袖章
塔米问知不知道二战时丹麦国王的黄五星的故事。我说不知道，她很惊诧的瞪大了眼睛。然后很兴高采烈的告诉我这是整个二战历史中她最喜欢的故事。丹麦在二战时公开的接纳和庇护犹太人，这让纳粹很生气。于是他们告知丹麦政府，要让所有的犹太人佩带黄五星的袖章标明身份。丹麦的国王做了如下决定：没有问题，遵照纳粹的命令，我们都佩带黄五星，所有的丹麦人都佩带黄五星袖章，国王自己也戴上了黄五星袖章！
塔米说，这个故事让她看到了人性美好的一面，多伟大的国王啊，多高明的智慧啊！
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