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D 文存》 回 LEAD 中国班 回目录 来函至《文存》

七零后的回想

陈立伟

现在喧嚣于世上的,应该是八零后了,打开电视、网络,比比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在弄潮。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是70后,面对现今日新月异的变化,有时也不能不感叹“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了。

眼瞅着就要迈入“四十而不惑”的门槛了,按理说这个年纪还远没有到回忆的时候,可闲来无事回想了一阵,发现自己所处的年代恰好是中国大陆风云变幻的几十年,觉得虽然自己并没有做出什么大的能拿得出手的事业,但身逢其时,经历过,也算是幸事了,故整理于后,算做一个阶段性总结,可以自己留着看,也可以拿出来和朋友们分享。至于哪位朋友因了拙作的抛砖引玉,也写上一段一篇,则更是意外之喜了。

启蒙阶段。在识字之前,3岁左右,就背会了毛泽东主席的《念奴娇?鸟儿问答》。当时对词的意思一概不知,但是背得挺顺溜,可以一口气背下来中间没有丝毫停顿。因为这一特技,自己经常被父母拿出来在人面前炫耀。至今还能记得“土豆烧熟了,还有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的词句。

到了幼儿园,开始描红了。描红就是在一张薄纸本上印着中空的红字,小孩子们拿著毛笔,蘸着墨汁按笔画顺序在中空的部分描画。描红本上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依稀记得老师们为此还发生过争论,认为用黑墨汁来描写“毛主席”是大不敬。能记得的是当时对一切跟毛主席沾边的东西都很敬畏,比如印有毛主席头像的报纸,就不能用来练毛笔字,也不能撕扯,正确的做法是叠好,放到一边,塞到别的旧报纸里交到废品收购站。那时候有一种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叫“黄金叶”,是河南出产的,起名叫“黄金叶”可能是说它的烟叶好。这种烟当时很流行,因为便宜,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都很喜爱。我们那时玩一种游戏——拍烟盒,就是把纸烟盒拆开,叠成三角形拍着玩,胜者可以赢得纸烟盒。我们用“大前门”、“凤凰”、“北京”“上海”烟盒,但没人敢用“黄金叶”烟盒,因为上面印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抓革命,促生产”这六个字。

幼儿园大班(幼儿园分小班、中班、大班,大班就是大孩子的班)的那个学期,赶上了好几件事。刚过了元旦没几天,周总理去世了,印象中的天空就再没有晴朗过,大人们进进出出全绷着脸。那个春节也出奇得冷,也非常冷清,一点儿也没有过年的气氛。到了四月份的时候,有一天从幼儿园回来,吵着要吃东西,差点儿被守着收音机听新闻的父亲揍了一顿。母亲赶了过来,把我搂住一起听收音机,收音机里一个非常严肃的女声说有一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纵火,遭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坚决反击。后来过了一两年,才知道那是“四五运动”,情况也跟收音机里说的大不相同。

幼儿园毕业的那个暑假,先是朱老总去世了,紧接着就是唐山大地震。大地震的影响范围非常大,东起渤海之滨,西到甘肃、青海。对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在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个机密,于是各种流言到处传播,有说死了20万的,有说死了50万的,一时间人心惶惶,家家都在搭防震棚。我们院子以前是个地主的四合院,解放后就把院子分了,住了各色人等十多家。院子的两扇大门是木制的,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大门没了,院子里多了两个三角形的帐篷。进去一看,以前的大门被锯开来做了帐篷的支架。有了这个榜样,没过两天,院子里就搭满了各色帐篷,每天放学下班回家,大家都得在帐篷的缝隙中找落脚的地方走路。一到晚上,帐篷里就点亮了蜡烛、油灯,还有手巧的人引根电线到帐篷里用电灯照明。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小孩儿最兴奋的时候,在帐篷里乱窜,以为自己是《地道战》里的八路军战士。

上小学学的第一篇课文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儿歌形式的,可是没有韵律,全篇都是口号堆砌,很不好背。课文还没有背熟,毛主席去世了,整个世界就像霜打了的茄子——全蔫了。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没了主心骨的感觉,大人们就像丧家犬一样忙进忙出不知道干什么好。我们这些小学生互相监督着不许唱歌不许跳舞不许笑,要不然就告老师。紧接着全校师生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庆祝“四人帮”被粉碎了。一年级好像没学到什么,三天两头地上街游行,要不然就是听报告,听大人们控诉“四人帮”在各行各业犯下的滔天罪行。

后面的两三年,能记得住的一个是知青的返城高潮,另一个是恢复高考。多数单身知青办返城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难办的是那些本来打算扎根农村和当地人结了婚的知青。有些知青只好离婚,或者是假离婚。那时候离婚是件很重大的事情,在外人眼里,这些闹着离婚回城的知青八成是疯了。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听说出了不少乐子,地理考试的一道题要求写出四大洋的名称,有考生答的是“山羊,绵羊,羯羊”,出了考场还认为自己虽然有一个羊的名称没写出来,但至少应该能得一多半的分。数学考试完了后,两个考生还在争论是“1”大还是“-1”大。

电视机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在商场里了(那时候商场还叫“百货公司”),大多是9吋、12吋、14吋的黑白电视,就这也需要特别的购物券,不是拿着钱就能买到的。我们家买的第一台电视是上海产的“凯歌”,14吋黑白的。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父亲用自行车把盖得严严实实的电视机推回家的那个下午。电视节目不多,从下午7点钟开始到晚上10点钟结束。新闻联播的主播是赵忠祥和邢质斌(前几年看到邢质斌又出现在新闻联播里,真是感叹“常青树”不老)。后来还流行把彩色纸,就是那种有红黄蓝三色的塑料薄膜,蒙在电视机屏幕上。经过这样一改装,黑白电视机就能当彩色电视机看了,有时候赶上人脸的特写出现在屏幕上,那脸就有了红黄蓝三种颜色。

满街开始响起邓丽君的歌声,经常可以看到小青年留着大鬓角,穿着喇叭裤,拎着四喇叭收录机招摇过市,或者是聚在一起打“克朗棋”。

上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各种票证开始渐渐作废了。好像首先不用了的是豆腐票,然后是布票、肉票等等,用的时间最长的应该是粮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1989年)才完全停止使用。

上初中时社会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可以涨工资了,以前一个学徒工月收入才十几元,就是到了八级钳工,月工资才是五十多元。一级工资的涨幅可能是5元,也可能是7元,10多元的,看工种和工资级别的不同而不同。除了工资级别,还有行政级别的区分,比如说行政10级以上的(数字越小级别越高),就是高干了,工资基本在200元以上。工资本来应该是经常变动的,但是“因为“四人帮”的干扰”,很多人从开始工作起就拿那个工资,多年都没有变化。所以一听说有政策涨工资,大家都很兴奋。我就亲眼看到某省级政府机关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因为一级工资(一个月7元钱)没有涨上去,拿一面锣,整天在办公楼楼道里敲,弄得其他人没法工作。

1984年我上高一,那年是建国三十五周年。“十一”那天我们到广场游行庆祝,回到家就发现我家电视机换成彩色21吋“松下”了。“松下”标志是四个圆圈,红绿各两个分两排,看着像麻将牌里的四饼(多年后在飞机上碰到一个“松下”北京公司的,问过她National和 Panasonic的区别,可惜又忘了);选台也和以前的“凯歌”不一样,不是旋钮的,改按键了,最多能选8个台。用彩色电视机看天安门广场游行真是过瘾,游行队伍中有人打出了横幅“小平你好”,据说这个横幅是藏着带进去的。

多集电视连续剧开始流行。前几年我们家还用黑白电视机的时候,就看过美国的《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特别是《加里森敢死队》,弄得一帮小孩年轻人见天儿地用铅笔刀水果刀往路边的树上招呼,后来播到一半就停播了,据说刑事案件有增加的趋势。再后来就开始播感情剧,先是日本的《血疑》,然后是墨西哥的《女奴》。《血疑》集中了几个大腕,比如三船敏夫、三浦友和以及山口百惠等,剧情搞得很煽情,现在看来漏洞百出,可当时国人谁见过这个呀?一个个被揉搓得欲罢不能,纷纷给电视台写信要求每次多播两集。《女奴》开始不错,可20集以后就拖沓了,后来出了一个歇后语,专门说这事:墨西哥的连续剧——又臭又长。

1986年上海一带发生了大学生“抵制日货”的游行,活动持续了好几天,大学生冲击了一些商铺,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影响比较大。后来我们在准备高考时,这次运动作为“时事政治”的一个内容,也进行了重点辅导。

崔健开始登上舞台。一曲《一无所有》喊出了年轻一代的执着;随后的《一块红布》、《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则昭示了反叛精神、宣扬精神自由;而《花房姑娘》、《假行僧》又说出了心底的迷惘;《不是我不明白》首开大陆说唱乐先河……说崔健是那个时期的精神领袖,应该是不过分的。崔健带来的心灵上的震撼,是其他歌星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后来政府禁止崔健举办演唱会,据说原因之一是破坏性太大:体育馆的设施在演唱会中被发狂的听众几乎损坏殆尽。

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发生了“六四学潮”,全国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前前后后持续了将近两个月,影响极大。

个人电脑开始受到欢迎,价格昂贵,很少见外国品牌。80年代中后期最常见的品牌是“长城”和“浪潮”,至今仍然记得我用过的第一台台式电脑是“长城0520”型,有5吋和3吋软驱。开机后的界面是DOS操作系统,文字处理和表格制作都是单独的软件,国内开发的有“自然码”汉字输入。之前的计算机还需要一张系统引导盘,否则没法运行。

第一次路过中关村是1987年前后,那时的中关村街道(白颐路)两边大多是平房,那些计算机、计算机耗材、外设以及软件公司都在小平房里呆着。中关村街道中间是条没盖的土沟,沟两边各一排挺拔的白杨。中关村街道边上最有气派的建筑是“四通”集团的大楼,坐落在中关村路和白颐路的交叉口,特别是“四通集团”那四个字,用的是新仿宋字体,方方正正的,每个字都是3、4米见方,非常有气势。那时中关村号称“亚州八公里”,背靠北大、清华、中科院,整合了“产学研”一条龙,俨然是亚洲IT产业的一个窗口。当时大家都在小平房里买卖,兴奋地窜来窜去,带起一溜灰土,也没有谁觉得不方便。至于中关村街道改建,平沟拔树,建起“海龙”“太平洋”等等多个高层建筑,则都是10多年后的事了。

社会上兴起“考研热”是在90年前后,国家扩大研究生招生名额,各个大学和科研院所纷纷增设研究生培养点。一时间各种辅导班的广告铺天盖地,人民大学何伟编的政治辅导教材大行其道,估计何先生也狠狠地赚了一笔。多年后看到何先生本人,很精瘦的一个老头,当时差点就问他现在是不是还编政治考试辅导教材。几乎是前后脚,出国风潮再次涌起,“考托(托福)”“考G(GRE)”成为时尚。准备“托福”考试的人被称为“托派”,鉴别特征就是整天腰带上别个随身听,带着耳机或耳塞,目光茫然。有些考试点,比如北外,要想报个名参加考试就得排一夜的队。

不上学不出国的人就做生意,全民下海,全民经商。那时候实行价格“双轨制”,也就是政府指导价和市场价并行。政府指导价往往比市场价低,有门路的人能拿到政府批件,一倒手卖个市场价就赚了。各种皮包公司应运而生,哪儿哪儿都能听到盘条、螺纹钢、木材的交易信息。就是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也能告诉你她能拿着钢材的现货。

砖头般的“大哥大”出现在街头。打“大哥大”需要有特殊的场合和动作:1)必须在人群密集的地方;2)要边走边说,并且每一步不得超过30公分,声音不得低于60分贝。

1993年看到了中关村的“多媒体”电脑广告,以为也就是拿电脑听个音乐看个光盘什么的;1994年第一次接触了“远程登录”,在DOS界面下用一种软件输入一些命令行,就可以连上国外的网站,我当时成功地链到了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后来又发展出了“调制解调器”,通过电话线和和国外的站点进行链接。“调制解调器”俗称“猫”,可能是英文Modem的中文简称,用电话线上网,连通后“猫”就发出一片嘈杂的声音,可当时觉得那就是天下最美好的音乐了。拨号上网流行了大约有7、8年左右,后来被宽带取代。来到新西兰后,发现这里还在用拨号上网,很有点“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觉。

1995年前后,股市开始进入寻常百姓的视野。深市和沪市早在80年代末就设立了,可那时限于通讯和信息的落后,只在沿海一些城市有股票交易。到了1995年的时候,几乎是一夜间,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有了股票交易所,大屏幕上红红绿绿的数字牵动了亿万人的神经。在股市上,有暴富的,也有破产自杀的。

我在1996年有了第一个“呼机”,“摩托罗拉”顾问型的。其时“呼机”已经过了鼎盛期,但单位给我配发了一个后,我还是很兴奋,急着把自己的呼机号告诉同学和朋友。每天实在等不着别人呼我了,就呼自己一下。没事了就拿出来看天气预报、股市行情什么的。我的第一部手机是1997年买的,诺基亚5110,连买机子带入网,3000多元,相当于我当时4个月的工资。买回来也不舍得用,手机是双向收费,话费贵啊!腰里别着手机呼机,机子一响,就到处找座机打回去。这个现象还挺普遍,有些人在腰带上挂一溜东西,很显眼。当时社会上流行四句话一段的顺口溜,比如“四大绿”、“四大窝囊”之类的;有个“四大土”的段子就专门说这种现象:“呼机带鞘,手机带套,男人穿背心,女人戴乳罩。”

进入21世纪,变化就更多更快了。取消福利分房;个人可以办理因私护照;“海归”大批回国;出国的限制也越来越少;“最后一公里”宽带接入住户;私人汽车剧增;申奥成功;环境质量受到重视,等等等等。而我,也办理了移民,携妻将子来到了美丽的新西兰。

Yan Jiong

张贴人: 匿名用户 2007-09-03 13:45
很好的回顾总结,谢谢。
《LEAD 文存》 回 LEAD 中国班 回目录 来函至《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