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亲眼见过，说什么我也想不到，雪，竟可以这样下。
一进入10月下旬，斯德哥尔摩的人就开是叨唠了，“十月底了，还这么热”，“气候确实变暖了”，“往年这会儿早下雪了，今年气候反常呵…。”在商店、饭馆、邮局、银行，这类议论处处可闻。
说着、说着，这场雪就来了。
11月的第一天。早上，天空晴朗，飘着白云。我们和同事们出去吃午饭时，天色有些灰暗。走在路上，偶然感到阵阵冷风吹过。和北京的天气相比，这还可以称为是艳阳天。
下午2点，在斯德哥尔摩环境学院的会议室里，我们接待着国内一个重要的代表团。他们到斯德哥尔摩快一周了。为讨论 “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凭借着那位蹩脚的翻译，他们见了不少人、访问了不少机构、开了不少会。李团长说，“这几天，我们越讨论越糊涂。语言不通，成了沟通的最大障碍。今天，来到这里，见到你们（指我和院里的另一位中国同事）如同云开见日头。总算是把这几天的糊涂账清了。”在座的，还有我们的院长和一位半通中文的瑞典同事。
我们在屋里热烈地讨论着。不知何时，空中开始乌云翻滚，压城而来。3点多钟，天阴沉得很。屋里掌起了灯。路灯亮了。起风了，吹散了会议桌上的纸张。我们赶紧起来，把所有的窗户关好、锁紧。研讨在继续……
屋里听到了风声，越来越大。不一会儿外面飘起了雪絮，由小变大。雪絮在空中抱成无数朵白花，腾空起舞。瞬间，铺天盖地。雪越下越急，白色的花朵越来越沉。它们在风中凝成一沱沱雪团，完全失去了之前的飘逸和舞姿，无情地砸向大地。这时，狂风大作。风卷着拳头大的雪团，在空中急速地旋转，从窗前匆匆掠过，把会议室一扇扇双层的玻璃窗，敲得嗵嗵作响。外面一片漆黑。从窗户张望出去。对面，近在咫尺的楼房，由于楼里的灯光，其轮廓仍依稀可见。楼之间狭窄的街上，看不到行人。路灯像半空中的鬼火，被风刮得摇摇晃晃，闪着暗黄色的“烛”光。偶然有两柱车灯缓慢滑过，而车身却淹没在黑暗和大雪之中。这是斯德哥尔摩2006年初冬的第一场雪。
外面的狂风暴雪，并没有影响我们在屋里的热烈讨论。我们院长离开后，座谈改成了用中文。就连我那位瑞典同事，也和国内的朋友们干脆手舞足蹈地用中国话交流起来。不知不觉已经4点半了。会议约定4点结束。6点半，中国使馆要宴请这个重要的代表团。大使馆的随从不得不打断讨论，向李团长提醒时间。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必须要走了。
车子已经在外面等候。我们匆匆告别。代表团的车一起动，只“蹭”了几米的距离，车身就被吞噬在黑暗之中，只剩下两柱车灯，勉强照亮着车前方的一小段路，以及那段路面上狂暴的风雪。显然，车子在小心翼翼地移动。使馆也邀请了我参加晚宴。据同事说，到使馆只用半个小时。但看外面的阵势，今天没有两个小时别想到达目的地。我回到办公室，把东西收拾好，顶着风雪就直奔地铁站。
我们学院位于斯德哥尔摩市的老城区。老城作落在一个很小的岛上。斯德哥尔摩七百多年前在此起家，如今仍然保留着旧日的风貌。平时这里热闹无比，是个旅游热点。此时，所有的店铺都门窗紧闭。狭窄的石头小街，以及沿街两旁的古老建筑，都盖上了厚厚的雪。昏昏的灯下，我一人在风雪中孤零零、艰难地行走，仿佛进入了狄更斯《雾都孤儿》的画面之中。
还没到下班时间，车站上人不算不多。我坐地铁到了市中心，然后换乘公共汽车，去使馆。
从地铁站出来，眼前是另一番景象。马路两旁高耸着苍穹般的花式路灯、无数的广告灯、霓虹灯、硕大通明的商店橱窗一个接着一个，都在狂风暴雪中顽强地闪烁着各自的色彩和亮光，竞相争辉。到底是市中心，和老城全然两个世界。人行道上熙熙攘攘。有人顺风而行，刹不住脚步。有人顶风前进，躬着身子，艰难地挪动着自己的双腿。我刚刚把伞撑开一半，企图挡雪。一阵狂风把手中的伞卷至空中，刹那间就不知了去向。宽阔的马路，空空荡荡，没有车也没人。但路边的公共汽车站，个个拥挤不堪。人们缩着头、跺着脚，焦急地等待、盼望着。可许久，也没有一辆车过来。
这时，在我等车的站上，只见人们开始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好像形成了一个个小组。看样子像是在商量着什么事。还有人拿出手机打电话。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自然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一会儿，过来一辆出租车，停在站上。一个人上去和司机说了几句，便招呼本组的人上车、走了。后来，又来了两辆车。又是同样的方式，两组人上车、走了。我这才明白，原来人们是在“拼的”——找到和自己同方向的伙伴，共同“打的”走。大约1个小时内，我看着来了三辆出租车，每次都是这样上车、走人。没有人争、抢，尽管所有的人都一定和我一样，急切地盼望着早点到达自己所要去的地方。如此有序的行动，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让我感到了一丝不解和一种欣慰。
风，仍然在狂呼；雪，依旧无情地下着。车站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地上的雪越来越厚，而出租车来的间隔却越来越长。从到这里起，我就没见过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本来，我是下定决心，要去陪同国内的朋友们吃晚饭。但现在看来，这已经不可能了。我语言不通，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和自己同方向的伙伴，也不知道怎样描述我要去的地方。就算找到同行的人，等侯车的到来，也变得无望。我唯一的出路，只剩下乘地铁回家。
此时的地铁站，和北京地铁站高峰时的拥挤程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站里上下车的过程，却有条不紊，和人们脸上急切甚至是焦躁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有的人都知道，眼下任何无意识的拥挤，都可能导致把站在前面的人挤到站台之下。等候多时，终于轮到我上了车。列车的速度比平时慢得多，走走停停、一波三折。待我回到家里，已经9点多了。
大概是全城人都进入梦乡后，暴风雪停了。
早上起来，晴空万里。雪后的斯德哥尔摩，自然是银装素裹，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我步行上班，体会了什么叫做“寒气逼人”。走在静静的小路上，踩着厚厚的积雪，脚下发出“酷吱、酷吱”的响声，清脆、有节奏。穿过那片小小的树林。偶然，几只勇敢的小鸟鸣叫而过，给这冰冷的世界平添了一抹生气。寒风阵阵，带起树梢上一块块晶莹的雪沱，从眼前闪闪飞逝。此时，就连一向以“茅坑里的石头”自居的我，都感到了有天使的相伴同行。安全、宁静、舒畅之情悠然而生。
走出小路，来到大街上，加入了上班的人潮。人行道上已经撒上了沙子，马路中央也均匀地撒满了沙子。所以，厚厚积雪的路面并不滑。和往日一样，行人匆匆，车流平稳。走上了斯陆森桥。桥下的河一直通往波罗地海。河水静静地淌着，将昨夜的狂风暴雪统统包容在了自己的深处，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桥面虽然也撒了沙子，但仍旧有些滑。走在桥上，我自然小心许多。
这近三公里的路，平常快行，要半个小时，今早走了近40多分钟。到了办公室，同事们都在谈论昨天回家的惊险。我9点到家，是最幸运的一个。他们中不少人，过了半夜，仍然被风雪纠缠在路上及家门之外。大家抱怨政府的准备不足。从谈话中，我才知道，城市公交系统对市民有承诺。如果乘客等车的时间超过了时限，就可以“打的”，然后到公交公司报销车费。当然，要有证据。昨晚，人们三、五成群地“拼的”，一方面是这项政府规定的体现。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当地人“有效使用资源”的意识。人们大可以一人打一辆车，但若想早点回家，“拼的”是最有效的办法。互助、合作与效率、效益相符相成。如果不合作，而是争先恐后地“抢”车，结果只能是所有的人吃亏，包括出租车司机在内。
其次，出于环保原因，斯德哥尔摩市早就废除了雪后撒盐的措施。取而代之的是撒沙子。早上一路走来，发现沙子的优点远超过盐。除了环保外，沙子很能增加地面摩擦力，让行驶的车和行人都不打滑。还有，沙子不会像盐那样催促雪的融化。雪后温度骤降，撒过盐的雪迅速融化，先是满大街黑水横流，然后很快结冰，路面反而更滑。北京就是这样。每次大雪之后，电视新闻就报道积水潭（骨科）医院的病人陡然增多，都是因路滑摔伤的。
然后，同事们又抱怨政府说，两天前广播和电视都预报了有暴风雪，但政府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及时铺撒沙子，才导致大量的人昨晚被搁置在风雪中。
从谈话中我也知道了，地处北欧的瑞典，有法律规定，进入冬季，所有的机动车必须更换防滑轮胎，否则禁止上路。今年，冬天来得晚，但来得突然。很多人都没有准备。我们自称是国际性研究机构，专家学者成堆，难免要指责那些不守规矩、缺乏公民意识、开车的“刁民”。都说，就是他们，雪上加霜，阻碍了昨晚的交通。抱怨够了，大家回到各自的办公室，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窗外，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给这座白雪皑皑下的古城又镀上一层金辉。平日那座看着甚是古朴的皇宫，此时，不再羞涩，一览无遗地展现着自己所有的妖娆和辉煌。皇室的尖顶教堂打钟了，音乐般、浑厚的钟声在古城上空回响。九点整。
来来
2006年11月3日于斯德哥尔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