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

　　在兵团那段日子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一个字，“累”。话说我们当时身处祖国的北部边疆，担负着屯垦戍边的重任。早饭后，先“天天读”一小时（读‘毛泽东选集’）。白天“屯垦”，搞建筑。那时，没有机械辅助，一切都是人工做――挖地基、用大筐挑砖瓦、拉沙子、拌水泥浆、捆脚手架、砌砖、抹泥等等。收工后，“戍边”，脱砖坯、挖修防空洞，防备苏修的侵犯。晚饭后，还要以班为单位（军队的编制）“晚汇报（‘向毛主席汇报思想’）”。然后，熄灯睡觉。此时，哪管什么浑身泥土和汗臭，全连队除我之外，都立即上床、倒头大睡。和别人比起来，我还是占点便宜的——我不是武装兵、没有枪，所以不用出早操练兵。我父母有政治问题，我在政治上也就不可靠，当然没有资格拿枪。为此，尽管我很难过，但每天生活在如此巨大的体力消耗中，能免去早操，无疑是因祸得福呵。

　　虽然，我已被告知父母有政治问题，应该和他（她）们划清界限。但我却一直都下意识地照着父亲的话做事。他去“学习班”前（就是关押他的地方），我们父女离别，他对我说，“现在学校都关闭了，但一个国家不可能总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科学知识的。无论怎样，都要学习。”临走前，他给了我一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要我读。在兵团，书被连队没收了。

　　因为有父亲的话，所以每晚别人蒙头进入梦乡时，我总是偷偷地点着蜡烛或打着手电学习数理化和外语。但毕竟年纪轻，难抵白天的劳累和瞌睡虫的袭击，经常在看书或做题时，人就“过了大顶”。结果，有一次真惹出了祸。我睡着了。蜡烛倒在被子上，点燃了棉絮。同屋的一个战友首先被烟呛醒，然后大呼小叫，全宿舍的人都起来了。棉絮虽易燃，但不易着明火。我的棉被烧了一个大洞，上面搭的军大衣烧焦了几乎一半。老天有眼，没烧伤我自己，也没失火，真是万幸。

　  第二天，全连集合，副指导员下命令，不出早操（指导员当时没在），宣布了我“烧毁战备物资”的严重犯错行为（兵团发的被褥和衣物都是战备物资），并要我当时表态、认错。面对全连几十号肩跨刺刀枪的武装战士，我灰溜溜地走上前去，说“自己战备观念不强，不慎烧毁了战备物资。我当时在看报纸了解国家大事（撒谎），结果睡着了。虽然我不是有意的，但这不能成为我犯错误的借口。我愿意接受大家的帮助和批判。”我表现得很沉痛。之后，战友们先后上来发言，帮我“挖灵魂深处的‘私心’和犯错的根源”。因为要赶工期，副指导员最后说，“各班、排对此事还要深入讨论，上纲上线”。而我也“必须要做深刻检查。”

　　为此，我们不断地开会、学习。每次我都狠斗自己的“私字一闪念”。但汇报到副指导员那儿，总是过不了关。后来，排长找我谈话，说：“你写个书面检查吧，这样可以系统地检讨自己。否则，你难过关。” 排长是个复员兵，很世故、油滑。他的话，由不得你不信。班长找我找得更勤。她姓孙，比我大三岁，是我“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当然她是帮的、我是被帮的。她出身小市民，不大懂是非，但非常能干、能吃苦，也很关心、照顾我，像我的姐姐。她“拉家常”似地跟我谈话，帮我出主意过关。但后来，她自己也没辙了，只好说：“依着我，你几关都过去了。可副指导员那头瘟猪就是不放，咋办？要不，你就轻描淡‘写’吧？” 那时，书面检查是要进档案的。我深知其严重性。可我不写，怎么过关呢？排长不让我消停，时不时就来催，“怎么还没写呀？”

　　由于自己的家庭背景复杂，连队战士们没事不大和我来往；我也不愿意连累他们。而我的家人天各一方，父亲生死不明。我天天斗私、检讨，天天通不过。我有了走投无路的感觉。在连里，我有一个能说得上话的朋友。据她说，自己是干部子弟、见多识广。于是我去找她商量。谁知，她悻事旦旦地说：“你就写吧。烧战备物资这事本来就很严重，不写检查，说不过去。” 可“进档案”怎么说？这事，人人心知肚明。作为朋友，她怎么能这样劝我？让我很伤心。

　　终于有一天，我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发生了——许连长来找我谈话。连长是现役军人。听说，他是“老革命”，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经历。平日不苟言笑，话不多，但说到做到，而且永远以身作则。有一次，在搬运重型机器时，他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受了伤。在少有的空闲时，他会拉起手风琴，因而引来一帮战士围在身边，随着琴声放声高歌。他赢得了全连的尊敬。如果他让我写检查，我就非写不可了。但我万万没想到，他走过来，很镇定、果断地说：“你好好认识问题，检查就别写了。党对‘可教育好子女’有政策，只要能和家庭划清界线，就不应影响其入团、入党、上学。但档案里如果有了你‘烧战备物资’的记录，那什么政策也帮不了你。”说完这几句，他就走了。显然，这不是代表组织的正式谈话。

　　这以后，虽然我仍然天天大会、小会检讨，天天通不过，但我不再郁闷、难过了。我那“一对红”对子班长幽默十足，把我的检讨变成了我们知青生活无奈之中的调侃，让那一个个穷极无聊的“晚汇报”变得诙谐、有趣。让她闹得，好像有我的斗私检讨，做“晚汇报”就很值当、很好玩儿。时间一天天过去，排长也不再催啦。后来，我真的蒙混过关了。

　　1973年，有了文革以来第一次的大学考试，大学面向知识青年招生。但参加考试的人选必须要由知青所在单位推荐。其实我们全班的人，而且连里也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一直在“被窝里”偷偷学习。他们没有人告发我，而且都赞颂我带病坚持工作，奋不顾身抢救国家财产，脏活儿、重活儿、难活儿冲在前的事迹。连队接到“推荐”通知后，我的对子班长在班会上说，如果不推荐我，我因此而上不了大学，“那就天理不容”。连长主持了全连的推荐过程，据说我是“毫无争议”地得到了全体战士的一致推荐。最后，我以“可教育好子女”的身份得到了考大学的机会、而且上了大学。离开兵团之前，连指导员还给了我那套被没收的《中国通史》。

　　30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相信，如果我当时写了检查，笃定我还要在兵团再干至少4年。虽然，这并不见得一定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