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经济和文化

过去几个月我在陕西的榆林地区（含佳县）、咸阳（包括淳化和蒲城）和汉中的西乡调查、学习、执行一个国际机构的“供水和环境卫生”项目。我的任务是，在这几个县通过和当地的利益相关者（县政府各部门、县项目办、学校、村民和村发展委员会）研讨，发现急需解决的问题，找出问题的原因，针对问题和原因制定项目规划和行动方案，并取得共识。尽管在此之前，国际机构已经多次宣传过项目的重点是供水和建造户用卫生厕所，但是作为目标群体和主体的村民仍然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和项目初衷不同的诉求。他们对户用卫生厕所并不热衷，更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国际组织要花这么多钱非让他们在自己家里建厕所？

那么这些身处贫困的村民认为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分析出来的这些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虽然分别地处陕北、关中、汉中，村民们的愿望却是相同的。他们急切盼望得到解决的问题是：饮用水的短缺和不安全以及儿童上学的困难。与之相关的，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列举了乡间道路问题、医疗问题、村里的环境卫生问题等等。我早些时候在这里做基线调查时，对“饮用水”和“上学难”深有体会，也在“贫困与凋敝”一文中和诸位叙述过，不重复了。

但村民们对问题原因的分析却真有些出乎预料。五个县的村民代表在各自的研讨会上，不谋而合，得出了一个结论：造成问题的首要原因，一是村基层组织能力薄弱、二是村民对公共事业失去兴趣。当我反复问大家：“是否一个有能力的村基层组织，和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关心，就能解决供水、上学、温饱和道路等问题？”回答竟是一致的和肯定的。这个分析结果出自农民，让我有些不解，更引起我的深思。我原想他们会把原因归结到“资金短缺”上。带着困惑，我访谈了村干部和村民。

蒲城是五个县之中，执行国际项目最成功的地方。我请教过那里一位上岁数的村干部。他年轻时做村里的民办教师，后来当村干部，现在被县项目办聘用。他做民办教师时，村小（学）是生产队办的。全村1－3年级的孩子都在此上学，不用交学费。当时村里没有不识字的学龄儿童。他是老师，但也是普通（人民公社）社员，和其他社员一样挣工分。“农忙季节，学校放假，我要批改作业和考试卷。做完这些后，也参加农忙，但这由我自己定，村上和社员都没有意见。那时，学校和老师都是社员养活的。社员如果对我不满意，可以把我选下，换村里其他有文化的人当。做村小老师是脸上有光的事，受到社员的尊敬，而且不用成天价下地干活。就是为了不下地，我也得把娃们教好。”

他的讲述让我回忆起我在农村时我们村的那位高中辍学的小学老师。他和这位老主任情况一样。既便是60年代末了，文革那股“极左寒风”还没刮进我们那个偏僻贫困的山村。当时，我们村只有两个工种可以一年365天都挣工分，一个是饲养员，一个便是村小的老师。他们都需要经过社员大会的推选和通过。饲养员必须来自家里劳力少、人口多、又表现好的贫农户。而老师一定是由文化程度高的人来担当，家庭成分其次。直到71年我离开时，社员们仍然没有把村里的小学视为“封、资、修”的产物而将其砸烂，也没有批判那位“不下地干活”的老师是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寄生虫，而是照旧义无反顾地“养活”着村里这个有模有样的“公共事业”。这似乎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个部分，既便在当时也没有人置疑其合理性。

事实上，村民养活村小学不是人民公社的创举。历史上记载的“乡学”和乡村私塾，大都是这种模式。村里留有一块公共地，由村民种，以此维持乡村的教育和其它村里的公共事务。我的老家在湖北，据父亲说，那时村里有个私塾，主要也是靠村民养活。有钱的人家给先生交钱。没钱的家庭，送点东西或食物作礼品也行。什么都送不起的孩子愿意学，也可以留下。但私塾先生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要守规矩。父亲家里穷。他当时给一个富家子弟在私塾做陪读，不交学费，开始了自己的学业，在此奠定了自己的一生。

前不久，我在襄樊结识了一位退休的历史老师。他带我参观了古襄阳城内的一个古老、保存最完好的学校建筑——孔庙。清朝时，这里是一个很有规模的、由民间“供养”的私塾。后来外国列强入侵，大清朝衰败，民怨四起...。慈禧太后从陕西逃难回到北京，重举被自己扼杀的改革，下懿旨，改私塾为官学，这里终于也变为官办书院。孔庙今天坐落在襄樊五中的校园里，是学校的博物馆，里面供奉着孔夫子的雕像，因而成了人们表达对教育崇尚的地方。老师半调侃半感叹地说，“没有老夫子陪我们，学校恐怕只剩下考试和升学了。”老师为什么这样说？老夫子在此的作用是什么？我当时并没有细想。

再回到陕西。在“整合教育资源、改善教学质量”的政策下，不少项目村里的民办教师和小学都以此为由被撤销，有的并入了中心小学。民办教师制度取消后，中心小学的教师由国家发工资，不再靠村民养活了。为了解决山路远、村里孩子上学难的问题，只好由适龄学童、同时又不愿意自己孩子失学的家长们合伙从外面雇用老师，在村里找个方便的地方教书。没了校园和教室、雇佣的教师不再享有全村的尊重，微薄的雇佣金不让他感到脸上有光。孩子们没有学习的动力、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爹妈让他们“接三插五”地到这种地方来。老师教得不好，不少家长只能让孩子辍学。的确，“这种学，上不上也没啥关系”。年纪大点的村民说，解放以来，村里的孩子没学上，这还是头一次。有的地方出台了“住校”和“校车”计划，但这种补救计划很不可行：或者加重农民的经济负担，或者需要长期依赖外部投入的补贴。不少项目村都开过校车。但到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一个村子的校车在运行。显然，在制定这项“整合教育资源”的政策时，忽视了分析该政策可能产生的如此社会代价及相关影响。

在访谈中，我发现所有的人都对这种状况忧心忡忡，但动员那些不再有适龄学童的农户重新“养活”村小时，却没有一家愿意的。理由很简单，“我家没有上学的娃了，为什么还要出钱？” 村干部们的回答更有道理。他们说，学校是政府办的、教师由政府养、教育本来就是政府的事，不应该由村民负责。说道中国传统文化，其优秀之处有一，那便是对教育的崇尚。可这个经过几世纪、乃至上千年形成的文化传统，不过几年的功夫，在村里似乎荡然无存，似乎只剩下那些尚具经济实力的农户，不惜花重金送孩子进城读书的个人行为了。对公共事业的冷漠不仅反映在对村小的态度上，村里的供水系统和水力设施、因为村民的不关心、不维护，不少已经废弃了。

关心公共事务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行为。而文化的作用在于其对全社会的凝聚力。但文化并不是空中楼阁。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化的形成来自人们在自然环境种求生存的活动（Adaptation），即经济活动；来自对不同目标的选择及获取目标时所采取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Goal obtaining），即政治活动；来自超越政治目标的、全社会成员都接受并遵循的社会规范（Integration），即社会的制度安排。

这里想多说几句。目前我们对制度安排的讨论往往和“政治活动”混为一谈，使得这类讨论变得敏感而无法深入。在社会学里，制度由一套不同的社会角色构成。个人、群体、机构按照社会的期待扮演这些角色，实施着不同的社会职能，从而满足着社会平衡和发展的要求。在一个（非混乱的）社会里，人们可能属于不同的政治组织，有不同的政治目标或理念，但却遵循着同一套行为规范或游戏规则。例如：商品在市场上的交换规则，人们做教师、当官员、称公民、为人父母或扮演其它社会角色的规则，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行为不得危害他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的规则，以及企业、政府、学校、军队或任何其它社会部门实施各自职能的规则，等等。这套角色按照社会的期待发挥各自的作用，并由此形成的行为规范或准则就是制度。当然其中包括带有强制性的行为规定，即法律。一个社会的制度成熟与否，不仅表现在它能否有效地保障其社会成员的安全和自由、社会的安定和整体性，而且表现为社会不同角色的互补和协调程度，所以能影响并反映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活动的有效性。

而文化，是在活跃的经济、政治活动和相对缓慢的制度化过程中逐渐形成。这个的过程往往更加缓慢、需要的时间更长。但她又以自己深厚的力量和丰富多彩的形式，影响着社会发展。文化首先反映了社会集体的价值取向，主导着人们的行为。同时又以各种求生存和获取目标的方式或形式出现。如：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对儿童的关爱、对父母的孝顺、对生命自由平等的珍惜、生活习惯、民俗、等等都属文化范畴，当然也包括艺术形式。当一个社会的制度受到挑战时，文化或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及判断凸现其作用，影响社会成员的行为，让社会制度得到改善，使社会在改良中进步。近几年，在西欧和美国两地我感到了两大社会对“9.11”事件的反映差异。尽管很多人，包括这里的人，也常常将二者相提并论，但两地文化在对待“9.11”上的确显示出各自不同的功力。她带给社会的相关成本或效益也不尽相同。

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单凭“文化人”或艺术家就能造出来的。有不同的环境，才有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求生存的不同方式；有父母和子女，才有父母的关爱和子女的孝顺；有公共事业，才有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有教育，才有对教育的崇尚。在村里，“村小”曾一直是教育和公共事业在村里的体现。而这些年来，它从形式到内容不复存在了。没有了主体，哪里来的与之呼应的客体？这恐怕是村民对公共事业失去兴趣的真正原因。

当然，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并不在于让村民重新出钱办学，他们和干部们的话没有错，政府无疑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而问题在于，如何在今天的现实中重建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兴趣？因为它关系到社区生计能否有效改善，是个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文化的削弱不能说和今日农村的凋敝无关。人们失去了归属感，哪里还会对“与我无关”的事情关注，并为之出钱、出力呢？ 没有了“你来我往”的理由和形式，村民之间相互扶助的习惯也渐渐淡去。而这些习惯的价值只有当它消失后，才被人们意识到。一切都要用钱说话，没钱的就办不成事；越办不成事，就越没钱。这种循环性的行为结构，不正反映了今天贫困的一个重要特点吗？ 在这个结构中，社会资本和文化功能的缺失显而易见，同时蕴涵着巨大的扶贫成本。

一项经济或社会政策的制定，必须评估其社会成本和文化影响，避免“马太效应”和社会成本的增加。蒲城的老主任讲了一个可笑而极端的例子，说明了文化的重要性。他说，集体经济、合作医疗、村小一一解体或撤销后，还能凝聚全村人、激励村民互相帮助的事件就剩下“红、白”喜事了，特别是“白喜”。在“你请我往”、磕头作揖、甚至是装腔作势的哭笑声中，村民们增强了之间的亲密、缓解了矛盾、达成了“下一次我帮你”的默契、弘扬着一种互助精神及认同感和归属感。他调侃地说，“我们村的项目比其它任何村的都成功、花钱少、能持续，是封建迷信的功劳。为保存这封建迷信的习俗，我遭受过不少的责难，可我觉得挺值。”

老人的调侃再清楚不过地向我们揭示出文化和经济的关系，而且和前面提到的村民们的分析结果如此的吻合。这次调查让我看到，文化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鲜活的体现，以及她不被注意的消逝给村民造成的遗憾和忧虑。而这点好像并没有引起我们的高级学者和高层决策人的同等重视。这次调查给我一个启示：我们在消除贫困中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在现实中挖掘、调动、利用文化资源，从而使减贫工作更有效，并让其效果更可持续。到此，我似乎有些明白襄樊五中博物馆里那尊孔老夫子的雕像的意义了。

2005年11月15日于前往约克的飞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