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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记忆(1-10)

作者:万润南

摘自“海纳百川”万润南《童年记忆》专辑


一、迷路

人老了,近在身边的事往往忘得一干二净,小时候的许多事却记得真真的。就像一台计算机,静态存储器SRAM也还正常,动态存储器DRAM却老化了。趁SRAM还没出毛病,且写下童年记忆的点点滴滴。

我很晚才讲话,认字却很早。在我连话都讲不清楚的时候,就会写不少字了。有一次在家门口走丢了,因为写了两个字,引起了行人注意,才被领回了家。

那年我也就三、四岁,家住在上海杨树浦,是那种外表千篇一律的工房。那天我在家门口玩,看到了什么新鲜玩意,跟着多走了几步,一回头,就找不到家了。每一个门洞都像,但哪一个都不是自己的家。我辨认了一次又一次,就这样越走越远。

我没辙了。孩子都有自己在面临困境时的致胜法宝,那就是哭。我也不例外。这一哭,把警察叔叔哭来了。警察和颜悦色地问我:“你家长是谁呀?”

我的回答让他感到意外:“不知道,但是我会写。”

“呵呵,会写字?”他笑着递给我一支粉笔,指着马路牙子:“那你就写吧!”

我蹲在地上,刚写了两个字,就碰到地面上的一个窟窿,于是不知所措地停了下来。这时候已经有一大堆人围上来看新鲜。

“怎么了?不会写啦?”警察依然和颜悦色。

我嘟囔了一句:“写不下了。”

警察扬起了眉毛,回手一指:“怎么?这么大一条马路,还写不下你爸爸的一个名字?”围观的人群哄笑了起来。

这时候,人群中一位邻居大姐姐认出了我。便由她带路,警察护送着,回到了自己的家。


二、失聪

我小时候说话晚,可能同我听力不好有关。我的左耳先天失聪,所以我从小就是独耳听世界。

有人说,独眼看世界,就是毒眼看世界,不仅看得深刻,而且还有那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潇洒。

独耳听世界的好处也多多。首先是听得真、记得牢。别人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我是一只耳朵听进来后,就出不去了,所以记得特别牢。更幸运的,我是左耳听不见,这对我政治品格的形成贡献良多。我天生就不接收来自左边的信号,所以我从来不犯“左”的错误。我只倾听右边的声音,所以是先天的“右派”。

以上当然只是一些玩笑话。一只耳朵听,得到的语言信息也比别人少一半。语言这东西,只有听明白了,才能表达出来,所以我说话就晚了。另外,音乐世界对我来说永远是“单声道”,我永远体会不到立体声音乐的优美,这便是一只耳朵的可怜之处了。

母亲看到我迟迟不能讲话,能说几句也是含糊不清,稍稍有点担心,从小就叫我“大头痴”。但教我认字没有障碍,也就放心了不少。有一天,母亲教我认了“刀”,又教我认“分”。我指着“分”下面的“刀”,说“一把刀”,又指着“分”上面的“八”,无师自通地解释道:“一切两半瓣”。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说文解字,那一年我三岁。


三、分鱼

我五岁就上学了,念的是半年级。在外婆家,江苏宜兴新芳桥黄玕村,上的是离村一里地的英驻小学。

外婆家所在的黄玕村很小,也就是十来户人家。前村朝南,有一条前塘河,村后是后塘河。村子就夹在两条河的中间。村东头是一座土地庙,村西头是一个土墩,长满了一人高的茅草。茅草丛中间辟出了一条路,这是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

沿前塘河有一排民房,大部分村民住在这里。隔了村中央的一片宽阔的“场”,靠后塘河有一栋全村仅有的楼房,那就是我外婆家。楼房和后塘河之间是菜园,菜园的东边是一大片竹林。西边则毗邻一排平房,那是我小舅公家。小舅公是我外公的小弟弟,年纪要小很多。因为他的独子光浩——我要叫他舅舅——却是跟我同岁的小学生,我们一起上半年级。

前塘河是全村的公产,后塘河则归我外公和小舅公两家所有。河里放养了许多鱼。每年都有一次干塘,就是把河水抽干,把全部鱼都捞上来。分鱼是全村的盛典,主持人则是我外公。

外公把捞上来的鱼按全村的户数分成十几堆,同时用麦杆做成十几根签,草签长短有序。每户派一个代表来抽签,我外公自己则不参加。

然后每户按自己所抽得的签,由长到短依次抱走自己中意的那堆鱼。全村人都抱走了,剩下的最后一堆谁也不要的,就归我们家了。

我睁大了眼睛,饶有兴味地观察着全过程。后来我体会到:这就是如何主持公众事务的一个案例。操办公共行政事务,主持人要有公信力。要取得众人信服的关键是要肯吃亏,不能与民争利。如何做到公平和公正,要有恰当的程序设计,这就是所谓程序正义。

童年的记忆,往往能影响你一辈子。后来我主持四通,当许多四通干部都分到了大房子,我却没有给自己留一间;在管理上设计了“五定两挂钩”等公平、公正的考核规则,都依稀可以看到我外公当年的影子。


四、上街

我在乡下念书的那几年,外公的生活过得悠闲而潇洒。他生于1904年,属蛇,那时候他也就五十岁左右。在我记忆当中,外公很少下农田,除了偶尔出面主持村里的公众事务,日常活动主要是上街、饮茶、喝酒、看戏,顺便替家里买些油盐酱醋。

上街,就是到新芳桥去赶集。从外婆家往南走七里地,就是乡政府所在地——新芳桥——一个相当繁华的小镇。镇上有茶馆、酒楼、戏院、百货店、中药铺。对了,药铺的字号叫“向德生”,我的小舅婆,光浩的母亲,就来自这个家族。

周末,外公会带我上街,这是我最开心的日子。沿街的小吃:入口即化的酥糖、豆沙馅麻球、馄饨摊……只要路过,我就赖着不走,外公总会依我。还有各种玩具:两根竹管叠起来,安上一个机关,摇起来啪啪响的机关枪;各种面具,我记得有过一个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我们老家管面具叫“鬼脸壳子”;我还有过一只匣子上镶着两条金龙、木质剑身漆得银光闪闪,拔出来是双柄宝剑。戴上“鬼脸壳子”,舞着双剑,从村东头舞到村西头,我当年在外婆家还着实风光过一番。

我还跟着外公看戏。经常上演的是滩黄(锡剧)和绍兴戏(越剧)。滩黄戏多是帝王将相;绍兴戏则多才子佳人。外公很惊讶我居然也看得懂。一位长胡子、红脸膛、舞着大刀的武将出场,我就告诉外公:“这是关公!”一位师爷模样的布衣出场,在关公袒露的右臂上比划一番,关公则端坐不动,专心看着左手托着的兵书。我就说:“这是华佗!”至于他们咿咿呀呀地唱的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

在回家的路上,我告诉外公,关公和华佗,都是我从小人书上看来的。于是,外公就开始给我讲三国、讲水浒。还教我念诗,什么“床前明月光”,什么“独钓寒江雪”。外公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

外公经常说:金山、银山,只有子孙出息才是靠山。外婆家土改时评定的阶级成分是中农,原因是我外公有三兄弟,分了家,每家名下的地并不多。生活能过得相对舒适,享的是子女的福。外公的五个孩子当中,我母亲是老大。父亲在上海银行工作,工资不算低。把我们寄养在外婆家,每个月都要寄相当的生活费。我有一个姨在香港。姨父、姨妈虽然只是普通打工仔,但不时从香港寄回来的那些食品和衣物,都足以让我们乡下人惊艳。我还记得小时候大姨回来探过亲,不说那些带回来的琳琅满目,光是随身用的那一卷粉红色、带着香水味、细腻、柔软的卫生纸,就让我至今都印象深刻。“这么漂亮的东西居然用来擦屁股!”为此我忿忿不平了许多天。

虽然实际生活水准要比村上的地主、富农好得多,但外婆家在村里一点都不招嫉,而且非常受尊重。究其原因,是我外婆很会做人。关于我的外婆,且听下回分解。


五、外公

我母亲经常说:一个家哪,要一个馒头搭块糕。意思是说,两口子之间,一个松,另一个就得紧;一个甩手,另一个就得操心;一个悠闲,另一个就得辛劳。

在外婆家,既然甩手悠闲的是外公,那操心辛劳的就只能是外婆了。我至今还记得一件小事:深夜,瓢泼大雨,天井里的排水沟堵上了,积水已是一片汪洋,再不疏通,雨水就要漫到堂屋来了。外公晚上照例喝了点小酒,也照睡不误。操心的外婆喊了声:“老头子啊!”老头子鼾声如雷;外婆便推一下外公,外公翻了个身,继续鼾声如雷。外婆叹口气,自己爬起来,戴上竹笠、批上蓑衣,冒着大雨,疏通排水口。这一干,就是小半夜。外婆全身湿透回到房里,大雨依然瓢泼,但落在天井里悦耳但却让人担心的叮咚声,已转为急促的噼啪声。外公那里,依然是如雷的鼾声。

外公少不了受数落,但从来不回嘴,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憨憨地笑。等外婆说够了,外公起身搭上长篮,请示一下需购置的项目,转身又上街了,继续他的潇洒。

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外婆操心。不仅是家事,村里的事,也归我外婆操心。东家娶妻了、西家生子了;这家没米了、那家缺柴了,外婆都要帮着张罗。凡有上门告贷的,外婆一般都有求必应。每年秋天,外婆家咸菜都要腌几大缸,我寻思全家怎么也吃不了这么多呀。开春了,外婆就打发我们去做散财童子,挨家挨户去送,虽然只是一碗咸菜,但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可是雪中送炭啊。

村里最穷的,是两家外来户。一家是打渔佬;一家是刨烟佬。打渔佬叫王二小,原来安家在船上;刨烟佬姓韦,则是靠自己的手艺带着全家盲流的那种。共产党领导他们翻了身,给他们分了地,在村上安了家。安一个家,什么都得从头来,谈何容易。给他们最多关心和帮助的,是外婆。

刨烟佬在土地庙的西厢房安家,村里人担心会不会冒犯了神灵,都来找我外公商量。外公沉吟了一下,然后说:“没关系的,因为毛泽东的星宿大,压得住的。”

外公一言九鼎,老韦家安心住了,村里人不担心了。我也刻骨铭心地记住了一句话:“毛泽东的星宿大”。


六、外婆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看过《沙家浜》。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沙奶奶,一个是阿庆嫂。把这两个人物形象叠加起来,就是我心目中外婆的形象。

阿庆嫂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外婆家的八仙桌,摆的是流水席,招待的是乡、村干部。一到晌午时分,一队人马,摇摇摆摆过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帽子往左边斜,脖子朝右边歪,挎着一杆汉阳造,那是民兵队长顺根伢。

村干部领着乡领导到田头转转,渴了、饿了,就转到外婆家了。外婆忙着烧水、做饭、递烟、摆点心。一个个吃饱了、喝足了、一抹嘴、拍拍屁股就走了。在他们吃吃喝喝的时候,顺根伢会让我摆弄他那杆从来就没有子弹的汉阳造。我把枪栓拉开、合上、扣扳机,一遍又一遍,感觉好极了。

穷亲戚来了,外婆的招待更热情。除了好吃好喝,还安排住下来。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在楼上打地铺的,满满的有一排人。

对流浪来村里安家的刨烟佬,外婆给与更多的关怀和帮助。人们常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刨烟佬的儿子叫韦金龙,女儿就叫韦金凤。金龙和我同岁,长得孔武有力。外婆待他,如同自己的亲外孙,好东西有我一份,也有金龙一份。出门时,外婆会把我们拉在一起,嘱咐我们:“大家是好朋友,要互相照应。”我明白,外婆是用心良苦,怕外面有人欺负我,帮我找了个保镖。

金凤比我们大四、五岁,十岁的小姑娘,已经长得亭亭玉立,齐肩的长发。因为缺乏营养,脸色略显苍白,衬得黑眼睛格外明亮。我和金龙去念书,她也跟着我们上学。我坐在第一排,她坐在最后一排。

为了表示尊重,村里人都跟着我管外婆叫外婆。两口子吵架了,找外婆评理去!家里有难题了,找外婆商量去!外婆经常说:富不骄横、穷不失志。总是把别人看得很大,把自己看得很小。外公敦厚、外婆睿智,我认为他们配合得珠联璧合,外婆却说,外公和她生肖相克。

外婆小外公一岁,属马。外婆总说外公和她是蛇盘马脚:相克。其实,相克才能相生。老俩口相濡以沫,一起活过了跨世纪。2001年,外公以97岁高龄离世。三个月后,外婆就平静地走了,在睡梦中,安详得像在熟睡。也许,没有蛇盘脚了,外婆觉得不习惯了吧。

外婆年轻时身体并不好,因为操劳,脸黄肌瘦,早就是一头白发,白得一尘不染。晚年时,两鬓反而长出黑发,皮肤白里透红、如同婴儿。传说中的“返老还童”,还真有其事。直到最后一天,外婆脑子都极为清楚。看到村上她那一辈都走光了,下一辈也走得差不多了。外婆说:“唉,活得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只有看透了人生,才能有如此的智慧,才会有如此的洒脱。


七、帅哥

我外婆年轻时候一定很漂亮。五个孩子当中,大舅最像外婆,而我大舅可是村上公认的大帅哥。

村上有三大帅哥:老帅哥叫戴锁才;大帅哥是我大舅;小帅哥是我二舅公家的小龙舅舅。他们帅得不一样:老帅哥有点像梁朝伟,尤其是那种忧郁的眼神;我大舅依稀有当年赵丹的模样;小龙舅舅则有点刘德华的影子。

他们不仅帅气,而且都有一副好嗓子。但他们唱的也不一样:戴锁才唱的是山歌;大舅唱的是洋学堂的歌;小龙舅舅唱的是花腔小调。从唱腔上分,一个是民歌;一个是美声;另一个则相当于现在的流行歌。

我至今还记得戴锁才唱山歌的场景。抬水车是农村的一件重活,要十来个壮劳力同步用劲。这时候,我外婆会提着牛鼻茶壶,站在一旁督阵。

大家就位以后,外婆就会下指令:“锁才伢,唱!”

“嗨哟来……”这一声,高亢得直上云端,能传出几里地外。十几个人跟着合唱:“嗨哟!”

“嗨嗨哟来……”这一声转为低沉悠扬。 “嗨哟!”,众人跟着低沉。

我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如此好听的山歌。从高亢到低沉,婉转得如行云流水;从低沉到高亢,过渡得九转十八弯。那旋律,不亚于阿炳的“二泉映月”。当然,前者有更多的阳刚,后者则有更多的悲情。

戴锁才有个女儿,叫君英,比我大四岁,是村上最漂亮的姑娘。小时候,母亲也会同我开玩笑:“大南啊,将来你要娶谁当老婆呀?”我就用小手指向君英。当然,后来我没有娶到君英,因为她嫁给了小龙舅舅,成了我的堂舅妈。

他们后来全家移民到纽约。一九八四年,我从科学院被公派到佛罗里达大学当访问学者,途经纽约,还专程去拜访过小龙舅舅和舅妈。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一对翩翩美少年,比他们老子当年更帅。

当时我心里感叹了一句:愿天下俊男美女皆成眷属,其后代绝对是优良品种。


八、鬼神

子不语怪力乱神。外婆家离孔圣人老家远了点,富乡僻壤,教化所不及。所以在乡下,我听见过许多怪力乱神。

江南水乡,自然多水,水中有鬼,俗称淹死鬼。我不仅信其有,而且是亲所见。当然,我见到的淹死鬼,不是它的本尊,而是它的变身。河塘里有一种水草,会开一种非常漂亮的黄色小花。村里人告诉我,这种花就是淹死鬼变的。

开始我也是将信将疑,直到村东头一对小兄弟让变成黄花的淹死鬼拖了去,从此也就深信不疑。俩兄弟在河边玩,弟弟想摘河里飘着的黄色水草花,不小心滑了下去,哥哥伸手去拉,也跟着沉到河里。

村东头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我们闻声过去,这对小兄弟已平躺在门板上,灌满水的小肚子胀得滚圆。人们徒劳地压着他们的肚子往外控水,但俩兄弟已经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

从此我对水中漂浮的黄色小花,怀有深深的恐惧。

还有一种我们村上独有的磨哀鬼,则是我亲所闻。深更半夜,夜深人静,村西头会传来一种凄厉的声音:叽哩呱……咕嘟……叽哩呱……咕嘟……村里人说:这是磨哀鬼在叫。传说村上有过一个童养媳,婆家逼着她没完没了地推磨、舂米,最后被虐待致死。冤魂不散,变成了磨哀鬼。

有一个晚上,我和舅妈、小姨,三个人睡在楼上大床上。突然,舅妈问小姨:“听见没有?”小姨问我:“听见没有?”大家都听见了:叽哩呱……咕嘟!叽哩呱……咕嘟!清晰得让人毛骨悚然。据说鸵鸟遇到紧张,会把头埋在沙堆里,我们也是出于这种生物本能,把头钻到被窝中央,憋得透不过气来。

从外婆家往南走一里地,是去新芳桥途中的第一村,叫大麦浪。路右边是一条灌溉渠,路左边是一座庙:白鱼娘娘庙。每年发大水鱼汛期间,会有不计其数的白鱼逆水游上来,在小小的灌溉渠里堆得层层叠叠。据说它们都是来朝拜白鱼娘娘的。

又是一个关于童养媳的凄美传说。有一家买了一条大白鱼,让童养媳到河边去宰杀。刚划开肚皮,白鱼就流眼泪了。童养媳不忍,就把白鱼放生了。回到家里,自然不好交代,于是被毒打致死。死后,童养媳被草草埋葬在乱石岗。以后每年大白鱼会带着子子孙孙来这里朝拜。细心的人们还发现,白鱼的肚子上有一条浅浅的黑线,据说这就是当年留下的划痕。

当地的人们出于敬畏,在乱石岗上修了一座庙,这就是白鱼娘娘庙。


九、金凤

童养媳变鬼也罢,成神也罢,这都是传说中的故事。但就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一个好女孩要做童养媳了。

这个女孩就是金凤。刨烟佬家里穷,要把十岁的女儿送到顺根伢家里做童养媳。顺根伢有一个弟弟,叫小胖,也就十三、四岁;还有个妹妹叫香妹,比我们还小一点。金凤要给小胖去做童养媳。

南方的童养媳,大约相当于北方的娃娃亲。家里收一点菲薄的彩礼,女孩就要到男方家去,实际上是先当小保姆,成年后再正式成亲。

金凤自然是千万个不愿意,她要继续念书,仍跟着我们上学堂。课堂里,班主任许老师,一个慈眉善目的胖姑娘,正在给我们讲课。“呯”的一声,教室门被一脚踢开,站着凶神恶煞似的刨烟佬。

“你给我出来!” 刨烟佬指着金凤。

金凤低着头,誓死不从。刨烟佬冲进来,一把头发,抓住金凤就往外拖。许老师吓得手足无措,金凤声嘶力竭地哭喊。拖出教室后,刨烟佬把女儿往肩上一扛,扬长而去。哭声渐渐远去,教室里依然被惊吓得鸦雀无声。

金凤再也没有来上学。后来,我离开外婆家了,到上海,到北京……但对金凤、金龙姐弟的命运,心里总有一份牵挂。文革期间,借大串联的机会,我回到外婆家,没忘记打听他们的消息。

因为后来有婚姻法保障,金凤并没有嫁给小胖。前村的寿昌伢是地主的儿子,多才多艺,吹弹拉唱,样样精通,说话风趣幽默,很有女人缘,却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因为他成分高。金凤偏偏不怕,把自己嫁给了他。

至于金龙,则和香妹上演了一出轰轰烈烈的爱情大戏。

反正,顺根伢虽然扛着一杆破枪,却是赔了弟媳妇,还搭上了自己的妹妹。

一个是地主崽,一个是童养媳,一对苦娃子,却喜结良缘。

唉,苍天有眼!


十、香妹

大串联回外婆家,当年的小伙伴们,纷纷给我讲述金龙和香妹的故事。

我记忆中的香妹,一个拖着鼻涕、蓬松着头发、眯着眼睛的邋遢细丫头。过了这些年,架不住女大十八变,香妹也出落成名符其实香喷喷的大姑娘了。上门来提亲的,不乏其人。家里选了一家经济条件不错的,还收了人家的彩礼,就等着过门了。

香妹却早就同金龙好上了。从小就在一起,耳鬓厮磨,两块石头也磨出感情了。更何况金龙要模样有模样,要力气有力气。俗话说,男追女,难如推倒一座山;女追男,易如捅破一层纸。既然是香妹看上了金龙,这层窗户纸,早就被捅破了。

金龙给当年的小伙伴们描述过他的第一次:那天晚上,她一把抱住了我,抱得铁巴紧。那丫头,“火头子老”啊!

这里的“火头子”,是我们乡下话,如果文绉绉地翻译,就是“爱情烈火”的意思;这里的“老”,则是“旺盛”的意思。

香妹家里却是怒火万丈,不许他们再见面,风风火火地要把闺女赶快嫁出去。他们便商议如何私奔。

他们经过缜密考虑,认为不能马上行动,否则送了彩礼的男方上门来要人,香妹家里不好交待。也不能嫁过去以后私奔,不能让那小子占了便宜。最佳时间点应该是洞房花烛夜。

洞房花烛夜,新郎还在酒席上应酬,香妹托辞不胜酒力早早进了新房,金龙则早就埋伏在新房的窗户底下。一切按既定方针办,他们私奔了。

当时的中国,吃饭要粮票,住店要证明,他们又能奔到哪里去?在外面飘了几天,走投无路了。他们相信,如果这个世界上还剩一个地方可以救苦救难,那就是我外婆家。深夜,他们摸黑敲开了我外婆的家门。 外婆对他们爱怜有加。吃了、洗了、安排他们睡下了。第二天,外婆把两家的家长约到家里。大家坐定之后,外婆招呼躲在房后头的小俩口:“出来吧!”

不等双方家长发作,外婆就用斩钉截铁的明快,毋容置疑的决断,作了宣判:“细佬家自己愿意在一起,要成全他们!”

金龙家面露喜色,对外婆是满心的感激。香妹家则面露难色。外婆立刻补充了一句:“那边的彩礼,要给人家退回去。手头不够的话,先从我这里借。”香妹家也释然了。谁都明白,这样的借贷,很少有还的。

走出家门,谁都觉得有面子。因为外婆说了:“要成全他们!”

外婆一辈子行善无数,我觉得这一件,最值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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