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转载自《金融时报》中文网
2003年正值“非典”高峰，我来到北京。当时就对北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印象。其中，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城市里，市民为什么那么清一色地闯红灯？生命不受到威胁吗？市民为什么毫不犹豫地不排队？为什么不仅不排队，还侵犯他人的权利插队？市民为什么在公共场所，比如地铁、商店等，不顾周围的人大声说话、抢位子？他们为什么为有位子坐这么微小的个人利益而“奋斗”？为什么为抢到位子这么不文明的成功而感到“成就”？当时的我，在众多的“为什么”面前，似乎是一塌糊涂，没法“消化”北京现象所带来的“冲击”。
我是日本伊豆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小说家川端康成的著作《伊豆的舞女》那部小说所描述的就是我家乡的情景。伊豆是一个半岛，位于富士山南边，有山有海，也是“温泉之乡”。伊豆是安静的、清洁的，而且有序的。毕竟是乡下，人口不多，但人们都循规蹈矩地过日子。我每一次从北京回到伊豆，感受简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日本的首都东京是全国各地的人极力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人口达到两千万以上，是世界最大的大都市之一。东京地少人多，人口密度相当高。环境很拥挤，但绿化比较成熟。在东京，城市的运作很有秩序，人们的生活很有规矩。东京的地铁简直像“蛛网”一样，只要在中心地区，去哪里都有地铁站，去哪个大厦或商店都有出口。东京城不愿意因人为因素而导致混乱，失去秩序。东京人更不愿意因非人为因素，而使自己的工作、生活受阻碍。总之，东京城与东京人之间的关系是“双赢”的。
我在北京呆了五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与思考，我对“北京现象”的看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首先，客观的情况本身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即城市正在走向秩序，市民正在走向规则。对北京来说，“秩序和规则”是新颖的变化。今天在街上、马路边上规范行人的指挥人员也好，地铁、公交里呼吁文明行为的广播也好，出租车向司机要求卫生的帖子也好，还是已经无处不在的英语标志也好，都是2003年我刚来北京时不存在的。当时，我能想象到北京今天的局面与变化吗？恐怕不能。随着“硬件”设备的制度化，市民的行为、对社会环境的认同也正在相应、逐步地走向成熟。
前几天，我碰到了曾经难以想象的场面。在王府井的公交车站，大概有三十多个人特别有序地排队等车，跟交通指挥人员配合，乘客还看着旁边每月11日“排队日”的口号牌，高高兴兴地跟周围乘客聊“排队的重要性”。在地铁里，人们也开始排队买票，排队等车，逐步落实“先下后上”的国际标准。出租车里，司机的态度有了一定的提升，北京堵车是很郁闷的事情，但跟友好的司机先生聊一聊，感觉还是很开心、很舒适的。最大的变化，恐怕是餐厅服务员的素质。虽然也有例外，但现在大部分北京的餐厅服务员都很热情，很好客，有时候还觉得服务过多，比日本还“厉害”，中国的变化是“跨越性”的。
虽然，“北京现象”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冷静想一想：即改善的动机究竟何在？因为，相对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其他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推进程度还滞后不前，至于农村，更无言可谈。为什么只有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出现了改善呢？是北京人聪明，西部地区的人愚蠢吗？在同一个国家里，人与人之间的天生素质有那么明显的区别吗？我认为，“北京大推进”的背后隐藏着暗示中国今后走向的重要因素。
据我所知，在日本，市民一般是排队的，也是不闯红灯的。这习惯已经在大家之间达成了“默认的共识”。因此，日本的城市比较有序，人们也比较安心地过日子，生命一般不受到威胁。相信，欧美国家的情况也大致与日本相同。在这里，我们值得思考一下，大家为什么排队或不闯红灯呢？它的背后，应该有各种原因存在，甚至并存着。比如，经济发展水平、现代化程度、人们的文化素质、国民性以及制度设计等等。不过，最大的原因，在我看来，在于人们的价值、行为的判断标准。我分别尝试分析一下欧美与日本的情况。
在欧美，人们是倾听上帝的语言与指令生活的。上帝告诉你不可以闯红灯，你就不闯。因为，对他们来说，基督教给与的是生活上的规范与人生上的价值取向。上帝面前人们都平等，既然你是享受平等的权利，你就无法违背上帝的命令，虽然会有一些例外人士。
在日本，有一句话叫做“世间样(Sekensama)”，意思为“尊重的社会先生”，含义为“社会至上”。“世间样”要求我们，每一个国民作为个人，应该服从多数，更应该服从整个社会秩序。比如，我们面对排队还是不排队的判断时，人们首先看别人、大多数怎么做，然后决定自己怎么做。这也是一种所谓“从众心理”的表现。日本人牵涉到公共秩序的从众心理是最为明显的。我们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国民性以及战后培养出来的文明素质使得大众相当克制，日本人还是比较懂得“自律”的。总之，“世间样”面前人们都平等，既然你是享受平等的权利，从中获得“安心、稳定生活”的巨大利益，就不轻易违背“世间样”所约束的一切。日本人每时每刻无意识当中认识到，“只要服从秩序，从中能够获利。”这是明智的选择。人只要涉及到自己的根本利益，就能理性。这点是世界共通的。“理性”应该也是人类普遍的价值。
而北京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北京，包括中国其他城市，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上帝，也没有日本试的“世间样”。这事实意味着，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一个能够给他们带来某种价值、行为判断标准的“价值领袖”。因此人们对有一点是很模糊的，即“我应该凭什么判断事物？”在社会缺乏价值领袖，市民缺乏判断标准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这里说的“价值”不是西方“鼓吹”的民主、人权、自由等简单化的产物，也不是过去所谓的“意识形态”。我指的是，人们凭什么价值判断事务？凭什么理由服从秩序？凭什么动力与他者协调？社会凭什么手段凝固人们？凭什么工具维持秩序？凭什么方式创造和谐？。
我的观点是，一个人在下决心的时候，欧美人或日本人一般以“应否”来判断事务。而中国人一般则以“能否”来判断事务。这不是两个极端，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取向。我们看一看具体的例子。无论在路上有车还是没车，只要是红灯，欧美人或日本人一般是不过去的。因为，在它们的脑海里很清楚，“红灯时，不应该过马路。灯变成绿后，才可以过马路。”中国人则不同。无论是有车还是没车，在红灯面前，中国人一般不考虑应不应该过马路，只要觉得能过，并且生命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毫无犹豫地闯过去。当然，此事实也不能否定“中国人的从众心理”。在中国，人们的从众心理在某些问题或事件上，比如，精英的就业观、对外界的敏感性、民族意识等问题上，人们是相当从众的。其浓厚程度甚至正在剥夺人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培育社会责任感的余地。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不排除北京今后依靠“个人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社会”的方式，创造秩序的局面。不过，这是相当漫长的过程，长远看关键在于人们的文化水平与素质，就是教育。因此，需要时间。
可是，对北京来说，许多问题是等不了时间来临的，必须快速解决的。最明显、迫切的情况就是已经倒数100天内的奥运会。奥运期间，中国观众的礼仪将如何？交通不会混乱吗？在城市上，外国人与本地人之间会不会发生冲突？外国记者会不会把一些“黑暗”的方面大量传播给本国读者？像“3.14事件”后的局势一样，中国会不会遭到国际舆论及各国政府的压力？包括上述一切，都或多或少与北京市民的文化素质有关。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依靠“良性正常的教育”改进市民的水平现实吗？
现状明确告诉我们，从短期来看，秩序只好依靠政府“强势的公共政策”来加以推进。就像今天朝着奥运会正在奋斗的有关政府部门的政策似的，投入大量的公共财富，就是公民纳入的税金，以强制性手段去告诉公民该怎么做。你必须这么做，否则是被惩罚的。只有如此，市民才能走到理性。谁敢反抗政府呢？在今天北京的社会结构是典型的“金字塔”式，即极少数的政府是主动的，大多数的公民则是被动的。但另外方面，正因为奥运会是弘扬中华复兴的大机会，市民也认同这一点。所以，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政府与市民，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互动”，虽然有些不健全的方面，但起码是“没事儿”的。总之，对于转型中的北京来说，“自上而下”的统治模式在可预测的未来当中，是现实的，甚至是必要的。
2003年当初，北京给我所带来的冲击正在逐步被消化。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与北京在策略上的调整，我的思考也得相应地调整。我的观察依然继续……
